智库观点 | 李仁君：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思考十大辩证关系

专家简介：

李仁君，教授，博士后，河南博爱人，现任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海南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兼任政协海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副主委、海南大学委员会主委。荣获全国优秀社科普及名家、海南省五四青年奖章、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南省高校教学名师、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等荣誉或奖项。

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其影响和危害十分严重。这不禁让人想起2003年发生在广东河源的非典型肺炎(SARS)。虽然两次疫情都是人际传染的传播方式，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速度比SARS更快，从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呼吁紧急控制之后不过20多天，疫情已传遍全国各地区与部分国外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症状并没有SARS那么可怕，在未研制出有效的治疗药物前，已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治愈出院。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潜伏期最长达14天，目前对于疫情的防控压力仍然很大。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暂未将此疫情列为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对我国而言，毫无疑问这已经形成对公共卫生的严重挑战。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是一场灾祸，但透过灾祸本身应思考与此相关的十大辩证关系。

一是避免恐慌与紧急隔离

公共卫生事关重大，如果出现疫情应对不当，极易出现两难状况，即避免恐慌与紧急隔离的两难选择。面对此次疫情，武汉在早期应对中存在侥幸心理，把“避免恐慌”作为制定政策的优先考量因素，强调“内紧外松”，贻误了最佳的隔离防疫时机。如今主战场仍在武汉和湖北，但战线已经蔓延全国并波及到国外。我们注意到，早在2020年1月2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有关的专业人员共同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了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论文提出，最新一项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动力学研究显示，“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这篇论文发布后引发网友质疑：既然12月中旬已出现人传人，为什么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首则官方通报竟然是这样的:“发现病例27例，其中7例严重，初步分析系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为什么2020年1月1日武汉公安局通报8人散布有关武汉病毒性肺炎谣言被查处？事实上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直至1月20日，公众才从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的新闻报道中得知该病毒可以人际传染。从最初的情况看，武汉没能在第一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首战不利取决于诸多因素:一是出现了不熟悉的病毒，没有任何病历记录；二是目前没有任何可以有效治疗的药物；三是对病毒人际传染性认识不够；四是前期决策重在避免恐慌，没有采取最坚决的全面隔离治疗措施和封锁全部传染渠道，致使病毒向外扩散。

二是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

公共卫生从医学角度内涵与外延明确:公共卫生是针对社区或者社会的医疗措施，它有别于在医院进行的针对个人的医疗措施。比如：疫苗接种、健康宣教、卫生监督、疾病预防和疾病控制等。根据美国城市卫生行政人员委员会对公共卫生的定义，公共卫生是通过评价、政策发展和保障措施来预防疾病、延长人的寿命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公共卫生工作就是防控公共卫生事件，即防控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对公众健康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个人卫生相对于公共卫生，不影响别人，不传染别人，是个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日常做法。比如：早晚洗脸、刷牙、清洗鼻腔；勤洗澡、勤换衣物、勤剪指甲；饭前便后洗手等等。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公共卫生是大家共享共存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个人卫生取决于个人选择和生活习惯。二者之间存在着关联与转化，当个人卫生行为会影响别人时就与公共卫生相关联了，比如，在家随地吐痰是个人卫生问题，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就影响到了公共卫生。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公共卫生”一词并不强调其医学内涵，而是研究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卫生”产品如何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如何为“公共卫生”产品筹措经费等。我国尽管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现“公共卫生”的字眼，但是对其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目前并不十分明确。因此我们应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从体制上来界定公共卫生的内涵和范围，明确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公共卫生工作中的职责与经费筹措等。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口罩供不应求，2020年春节前后我国多地市场出现了哄抬口罩价格的现象以及售卖假口罩的不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也纷纷出动并整治乱象。可是问题的要害在于:目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口罩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公共卫生用品，从经济学来讲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提供。当然为了能尽快地战胜疫情、解除危机，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产品，但商家决不应该趁机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在整治市场秩序的同时，也应加大力量组织防疫口罩的生产、供应以及有序发放，体现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职责。

三是公共安全与经济损失

公共安全事关重大。由于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人际传染性，全国多地已经实施“隔离”措施，疫情严重的城市如武汉等地直接“封城”，一些地方甚至把公路挖断，还有很多农村地区设置障碍和岗哨阻止外来人口进出本地区。这一切虽然手段严厉，但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却是可以理解的。非常时期，非常措施。公共安全是我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如果基础崩塌，万物不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么，在公共安全与经济损失之间，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只能“两害相衡取其轻”。虽然是“取其轻”，但此次疫情仍然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2019年我国经济一路下滑，直到第四季度才勉强稳住。进入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再次加大，势必会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与投资者的信心。疫情拖得越久，经济影响也就越大。消费减少、部分经济活动中断、失业率提高以及GDP增长减速，这样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依据标准普尔的初步评估，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令中国的GDP增长减少1.2个百分点。首先是人口流动一旦被禁止必先影响消费。现在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人流减少导致消费萎缩，特别是服务业的消费，包括旅游、交通、娱乐、零售和餐饮等都会受到冲击。这次疫情正赶上春节假期，许多企业为春节商期储备了大量物资，现在砸在手里，这个打击的确不小。其次是生产、投资活动的中断或推迟而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国务院办公厅已发布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学校推迟开学，企业推迟开工，很多供销协议不能履行，很多活动计划被迫取消，就业方面将影响到全国两亿多的农民工和数千万的服务行业的就业者。最后是广大中小企业面临最严重的挑战。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但对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疫情简直是不能承受之重。职工可以因疫情放假，居民可以因疫情宅家，但对广大中小企业，难处不一而尽:工人的社保工资还得照发；国外订单还得按期交货；房租也不可能因疫情而减免；银行也不会因为疫情就推迟还贷日期或减少还款利息……尽管疫情为大，但各地在制定疫情防控措施时，应审慎评估一下企业的承受能力，尽可能减少企业的损失。企业背后是千千万万个饭碗，关系千千万万个家庭。对于遭受疫情重创的一些行业，疫后应尽快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

四是口腹之欲与饮食健康

中国人吃货多，为满足口腹之欲，无所不用其极。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名言——病从口入！2003年的SARS疫情的起因就是来自野生动物。事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在云南省一处洞穴里发现一个菊头蝠种群，经过5年检测，在它们体内所含的病毒毒株中找到了传播至人类的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组组分。经过17年的风水轮流转，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再次将舆论的焦点投向了餐桌上的野味。根据专家解读，病毒是从野生动物身上传染到人身上，进而广为传播开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致病的野生动物是隐匿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为什么海鲜市场会大量出售野味呢？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据记者暗访，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野味生意十分火爆。从捕猎、运输到贩卖形成产供销一条龙。一只野生动物从捕猎者手中被买下，再经由地下市场，端上人们的餐桌，最终价格最高可翻十余倍。甚至曾有犯罪分子形容这个行当“利润堪比贩毒”。经过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教训，现在是下决心放过野生动物，杜绝吃野味、养成健康饮食的时候了。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说：“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故理智的人们不可因小失大，因为吃喝而耽误大事。为此提出三个建议:首先，尽快从科普角度宣传普及野生动物携带多种病毒以及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方面的知识，引导消费者养成健康饮食心理和消费习惯；其次，取缔所有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从供给侧源头上斩断野生动物交易的供货渠道；最后，减少人类对蝙蝠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捕猎，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关系。

五是自身免疫与药物治疗

虽然医务人员全力以赴，但目前针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仍然没有解除隔离状况。因为不论是预防还是临床治疗都暂时还没有取得突破，都还没有找到针对性的疫苗和药物。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全部病例中70%的患者症状相对轻微，绝大部分可被治愈。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1791例(江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各核减1例)，现有重症病例1795例，累计死亡病例25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43例，共有疑似病例17988例。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36987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509人，共有11847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30例：香港特别行政区13例，澳门特别行政区7例，台湾地区10例。在治愈的病例中一般采取的治疗方式是使用一般的抗感染药物，止咳化痰的药物。同时，在医生疏导后，患者的情绪也比较稳定。借助这些药物的辅助，利用人体免疫系统作用治愈出院。当然，对于那些重症病例，主要集中在年龄偏大或体质较差的群体，这部分病例因为自身免疫系统比较弱，不容易治愈。

六是财政政策与金融风险

财政的本质是满足公共需要。目前疫情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行，也给公共财政工作带来两难境况。一方面，经济不好，财政收入势必减少，而越是这种情况各地对财政补贴的要求反而越高，所以财政赤字增加的压力会越大，根据经合组织的两条财政警戒线，即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低于GDP的60%，这是正常情况下的标准，特殊或紧急情况下可以有所突破；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形势下行，总量基数缩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可能会随之大幅增加。由此，杠杆率被迫加大，金融风险的预警系数也在加大。虽然财政能力下降，但在现实情况下，财政政策仍然有相比较而言的优势，财政的资金是“好钢”，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目前宏观政策要做好精准施策的重头戏。运用财政力量应对疫情，就是要稳大局、稳社会和稳民生。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救灾防疫。主要是帮助受疫情冲击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对于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再就业的机会或提供临时性的生活补助。还要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将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对于医疗、教育、交通和住房等公共产品需求还会有持续增长，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增强未来防范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应对能力。

七是制止谣言与疫情通报

众所周知，敏感时期容易产生谣言，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个人发布消息短时间内可以快速传播，这客观上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所以，政府应该大力制止谣言，并惩戒造谣者。而制止谣言的最有效手段当然是官方在第一时间进行权威发布，使谣言不攻而破。谣言也叫虚假信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以后，关于此方面的信息非常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一时真假难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第一个“谣言”居然是8位医生所为，并被官方“辟谣”和惩戒如下:“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部门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随后，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为查明情况，公安机关先后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随着形势的演变，上述惩戒却变得越来越尴尬了。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2020年1月28日发布一篇对疫情中谣言治理的文章，谈到武汉公安机关处罚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事件。文章认为，8名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主观上并无恶意，考虑到该类谣言在客观上对一定范围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有一定积极影响，且澄清该类事实较为容易，执法机关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事实上直到1月30日，这8位“造谣”工作人员依然奋战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疫斗争一线。这8位工作人员基于职业敏感性和专业的素养觉察到病毒的危险性，可惜有关部门却武断地压制并惩戒了他们。这真是应了“假作真是时真亦假”的无奈。尽管后来确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及早隔离、佩戴口罩、严格消毒和不再去海鲜市场采购野味等措施，那么，今天我们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形势就不会这么严峻。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谣言层出不穷，主要是编造感染人数，感染地区和人员动向等，有关部门查实后均实行了严厉处理。此外，还有诸如一些“鼻子抹香油可以预防新型肺炎”、“盐水漱口防肺炎”、“喝酒吸烟防肺炎”和“新型肺炎只传特定人群”等谣言，鉴于该类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低，且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主要以正确引导、加强科普为主，没有进行法律惩戒。

八是地域歧视与疫情防控

中国的地域歧视由来已久，这次如果说武汉遭遇地域歧视，却是与传染病疫情相关。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自武汉，所以被网络命名为“武汉肺炎”。在强大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此命名一发不可收，迅速传遍全国，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每个武汉人的心。相比较2003年SARS，起源于广东，重点在北京，但从没出现过“广州SARS”或“北京SARS”这种体现地域歧视的命名。因为那时虽有网络但没有现在发达，也没有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而且武汉地理位置独特，有“九省通衢”之说，人流特别大，传染也特别快。于是这种地域歧视愈演愈烈，各地纷纷拒绝武汉人进入。实际上这种地域歧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歧视。因为这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对感染者或可能的感染者进行隔离是当务之急。武汉毕竟是病毒的首发地和高发区，谨慎隔离并没有错。实际上大部分的武汉人是深明大义的，如果明知有感染还有要外跑的毕竟是极少数的人，这不是地域歧视的依据。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主动隔离。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全国人民携手武汉共渡难关！大量的支援物资和捐款汇往武汉，各地组织医疗队迅速驰援武汉。这些都说明全国人民并没有歧视武汉。当然地域歧视和隔离防控之间有个度，不可偏执。现实当中也有个别行为过激者，在网上有对武汉人攻击谩骂的行为，虽然是少数人，但这种彻头彻尾的地域歧视却要不得。还有，如果疫情过后仍然对武汉人采取行动上的隔离或态度上的隔离，那也是名副其实的地域歧视。

九是事前防疫与临床诊疗

二者的关系在于真正做好事前防疫就不会有临床诊疗的机会；对于不幸已经感染的患者不必恐慌，要积极配合临床诊疗。对于广大的未感染的普通人而言，事前防疫是重中之重，毕竟新型冠状病毒是人际传染的疾病，而且病发的高峰期又适逢春节期间，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尽量减少感染机会：尽量减少出门机会，因为宅在家里最安全；如果必须出门，务必戴上口罩，尽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在室内注意通风，做到常消毒、多喝水和勤洗手。对于已经感染的患者，要重视临床诊疗，目前已有不少治愈出院的病例，所以恐慌大可不必。其中的要点是:一旦发现感染者，务必第一时间隔离治疗，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就是早发现早隔离；开始出现症状时要马上去医院就诊，如果耽误了时间，发烧严重了才去医院就诊，病情就会更加严重，不利于临床诊疗；据钟南山院士透露，关于临床诊疗已有几种药物经确认是安全的，但具体疗效还需进一步观察；网传一种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夜之间导致该口服液脱销，但抑制不等于疗效，况且实验效果与临床效果有很大不同，此事应慎重对待。

十是保护生态与永续发展

在地球这个大生态系统中，人类目前无疑是处在生态链的最顶端。然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却揭示出了人类在大自然中脆弱和渺小。地球大生态系统已经有46亿年历史，而人类从直立行走开始，依据露西化石，至今不过350万年的历史。多少生物生生灭灭，万物更替，而地球依然在转动。人类从一开始就与大自然形成征服与报复的关系。从“改造自然”到“人定胜天”。人类的早期进步大多是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掠夺基础上的。人类能源革命开发了煤炭和石油，然而无休止地挖掘开矿，使地下形成空洞，地震频发；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节制地烧伐猎牧，最终造成水土流失，沙尘暴和洪水泛滥等等；工业时代到来，人类在生产产品的同时，直接把污水排入了江、河、湖、海，造成了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可用水资源急剧减少，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击穿了南极上方臭氧层，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的冰盖、巴西的热带雨林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逐年缩减；地球上的那些不可再生资源也在逐渐枯竭；还有大量野生动物被猎杀，很多物种濒临灭绝……如果人类不能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继续以这种方式对待大自然，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就是自然将灾难反弹到人类身上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必须告别这种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向永续发展模式。永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归。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和水净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