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2023年新年贺词,再次引用苏轼名句。习近平指出:“‘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说‘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面对新的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我们的确需要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志向和谋略。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出自苏轼的《思治论》。宋嘉祐六年(1061)八月,宋仁宗在崇政殿主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殿试,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兄弟二人同考。苏轼第三等、苏辙第四等稍次。这一不定期的制科考试,比科举考试更为繁琐、严谨而重要。朝臣推荐参加预试之后,再由皇帝亲自出题应试。在制科考试的长期准备中,苏轼研究分析大量前朝兴亡案例,应制科考试所作的文章,“深言当世之务”,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一套治国理论体系。这年十二月,苏轼到任秦凤路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地州一级政法部门办公室负责人,并需实际审理案件。在基层大量诉讼纠纷审理实践中,他深悟百姓的苦难与不公,体会到执政要以民生为本、安邦要以制度为要、治平要以革新为首。两年后,苏轼写下《思治论》,原文约2300字。时年26周岁的苏轼,在这里写出这样一篇深刻论述巩固国家政权必须有远大目标规划,并且注重通过制度、程式建设克难攻坚的文章,不是偶然的。
面对赵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苏轼在《思治论》中开宗明义,痛陈政弊:“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唯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引:苏轼《思治论》,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月,卷四“论”第115页。开始没有好的顶层设计,最后没有好的结果。事业不成,错误就在于初期没有很好地制订制度和设立规则。如果事先设计好这些制度和规则,事业成功就有了保障。
苏轼在回顾“澶渊之盟”对国家造成的伤害与产生的教训之后,明确提出:“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事先定好制度和程式,这样才能保证国事治平,昌盛持久。苏轼认为:“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他强调,先定好制度和程式,而后才着手实施,这样才能顺应规律,获得成就。苏轼着重介绍了齐鲁之治:“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数十代人之后,国民强弱、风俗好坏,早就可以预料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制度和程式设计正确,执行专一,正确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管仲为相,辅助齐桓公,从创业之初,到成就霸业,制度和程式是科学的,能够成功,都知道是必然的。这些治国理念,今天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苏轼《思治论》,总结回顾前朝经验教训,针对北宋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而至关重要的,还是先定好制度和程式:“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苏轼批评朝廷一些所谓新政,开始的议论,十分美好,但公诸于世,最后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没有事先确定好制度与程式,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完善方面,没有事先做好。苏轼分析了许多人之常情,“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揭露个人因为一己之私利而往往破坏制度的坏毛病,进而深刻剖析一些所谓美好的新政最后“不知其所终”的原因:“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如果没有事先确定好的制度和程式,没有事先严谨的谋划与严格的执行,做事仅取决于感情好恶,进退全凭着人数多少作决定。这样,即使是万全良策,因为一点小的不方便,就会报废;千秋大业的隐患,因为局部利益而毫不顾及,这样的危险都是可能发生的。因此,苏轼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提倡要先立规矩后办事:先定好制度规则,可以规范和谋求他人;不先定好制度规则,自己也不能管好自己,何况去要求别人!
在这些回顾、分析、批判和论证的基础上,苏轼指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向至高至难的境界攻坚,谋求实现最远大的目标。原因就在这里,胜利者有什么非凡的法宝么?又不是什么特别的圣人王者。只有一条路,习近平总书记解读为: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四载苏轼《思治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一个超大规模国土面积和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至难至险,可想而知;这一至远至大的目标,却又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人“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和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好蓝图,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作者:李公羽,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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