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晓辉：国际传播要久久为功 构建话语体系需多方协力

【内容提要】 融媒体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社会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亟待从多层面增强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长期从事国际传播和外事翻译的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辑王晓辉聚焦翻译传播这一核心议题，围绕创新国际传播策略、提升翻译能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等热点难点问题展开阐述，提出对外传播需持续发力，文化翻译须重视共情性，政治话语翻译当体现严谨性，提升翻译能力要把好语言关，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是个系统工程。

【关键词】国际传播 话语体系 对外翻译

王晓辉系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党委书记、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王晓辉多年从事新闻报道、国际传播、网络媒体管理和外事翻译工作，多次担任国际会议和论坛主持人，策划并主持英文时事评论节目《中国三分钟》和大型实景文化类访谈节目《似是故人来》，出版《换一种语言读金庸》《丹青难写是精神——〈红楼梦〉英译品读》《一时多少豪杰——〈三国演义〉英译品读》等专著。2022年11月，王晓辉总编辑接受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殷鸯专访，将理论与实践、亲历与案例融会贯通，多层面分析、探讨了国际传播、对外翻译、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等热点、难点、重点问题。

对外传播要持续“扔小石头”

问：您曾说过，“中国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但并不是每个故事都适合对外传播”。您一般选择怎样的故事进行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王晓辉：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国4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100多年民族解放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再上溯到中华民族5000年悠久文明，展望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国的故事确实太多了。怎么选择?不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就主旨不明、主线不清;不讲中国56个民族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就不完整;不讲中华文化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就不生动;不讲今天的中国，中国的故事就不形象、不具体。讲好中国故事，以上四方面的故事必须讲。很久以前，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发言权，没有地位，或许可以不对外讲中国故事。今天的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故事就必须要讲。

怎样进行对外传播?相关性、共情性和迫切性，是选择对外传播资源的原则。比如，2013年至2016年的南海争端曾备受世界关注。当时，菲律宾当局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临时搭建的所谓“国际法庭”，把无效的、不合法、不合理的仲裁结论强加给中国。外国人大多不了解真实情况，以为中国以大欺小，所以讲好这个故事就非常迫切，必须及时发出中国声音。

怎么讲?要善于挖掘史料，及时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例如，2014年，新华社《〈更路簿〉为昔日“海上丝绸之路”指点迷津》的报道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渔民，过去家家有一本《更路经》，即航海日志，通过画图、符号等来标记，从明清至今，几百年代代相传。后来，随着半导体技术和导航技术的发展，《更路经》失去原有实用价值而被大量销毁，所以呼吁大家抢救《更路经》。我当时利用这个素材录制了四期节目，题为《天书指路，海角再远也是家》。通过介绍《更路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在南海这片海域生息繁衍，相关南海诸岛是中国的领土。

问：您策划并主持的英文时事评论节目《中国三分钟》短短几年已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基于您的实践经验，该如何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王晓辉：做国际传播是一件长久之事，要有策划、讲故事、用外语、成系列，不能指望一篇文章、一个节目就改变局势，也不能指望用一个“爆款”打遍天下。做“爆款”就好比是搬一块大石头扔到湖水里去，砸出一个巨大的水花，但几分钟后湖面就归于平静，一切都会被淡忘。但是，系列小的节目、小的评论就如同不断地往湖水里“扔小石头”，涟漪不断，节目对用户的影响力就持续存在，有利于培养用户阅读、跟踪相关节目或栏目的习惯，增强相关产品和平台的粘性。

短视频的对外传播，首先需考虑播出的平台，根据平台匹配传播内容。如一档节目在脸书(Facebook)上播出，考虑到传播对象大多为年轻人，所选择的内容相应要轻松愉快、生动有趣;其次，要适合网络传播风格，避免使用机构语言。若用机构语言跟社交媒体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去沟通，效果一定不理想。对外传播要瞄准目标受众，根据受众采用相应口吻。

文化翻译须重视“共情性”

问：文化是对外翻译和传播绕不开的一个主题。您曾强调“文化是对外传播最好的一个抓手”。在《换一种语言读金庸》《丹青难写是精神——〈红楼梦〉英译品读》等专著中也列举了诸多文化翻译方面的例子，您能结合书中案例，谈谈对文化翻译的心得体会吗?

王晓辉：文化是对外传播最好的抓手，容易引起共鸣，具有共情性和相关性。大家往往本着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对其他文化的好奇和欣赏这种心态而相互走近、了解彼此。不带意识形态的隔阂，最容易被人接受。

首先，文化翻译，如同陈寅恪当年研究历史一样，需“了解之同情”。译者是“桥梁”，引导读者去跟作者交流。前提条件是共情，译者须深刻了解目标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方能担此大任。在文化翻译中，中国外文局有来自中外的很多知名专家学者、老前辈，均作出过巨大贡献。比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有《儒林外史》《红旗谱》《史记》《红楼梦》《人到中年》等诸多文学作品。就《红楼梦》翻译来说，另外两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翁婿组合也堪称典范。正因“了解之同情”，才能将经典译成经典。

其次，文化背景决定翻译理念，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同一件作品，也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妙玉给贾母献茶的茶具名为“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小茶盘”，霍克斯和杨宪益两位翻译大家对“云龙献寿”这个表达处理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作为西方人的霍克斯更注重器物形象，译为“a cloud dragon coiled round the character for‘longevity’”，把这一形象描写得直观、具体，没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外国读者一读便知。杨宪益则更关注文化涵义，译为“a cloud dragon offering longevity”，突出“献寿”(offering longevity)的意思。两人殊途同归，不分伯仲，但是文化背景不同，翻译时不知不觉就会把文化内涵融入到翻译选择里面。

此外，文化翻译还需考虑意境、情绪和氛围的传达。越是民族文化背景特别强烈的，越要仔细。否则，要么词不达意，要么失去原有文化的内涵，更多情况下，两者都失去了。特别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诗词、成语和俗语，很多一语双关，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逻辑链不复存在，难以有效传达。

政治话语翻译当把握“四特点”

问：您在时政文献外译方面也颇有经验，您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对外翻译和传播，有哪些看法和体会?

王晓辉：党的二十大报告，政治站位高、涵义深刻、逻辑严谨。政治话语的翻译不同于普通的翻译，中英文风格需一致，变通的余地不大。

首先，政治话语具有高度敏感性。比如，“中国大陆和香港”，很多外媒译为“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容易使人误认为“另有别的China”。正确译法应为“China’s mainland and Hong Kong”。诸如“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等表达，在行文上一旦并列时，翻译需特别小心。

其次，政治话语具有权威性，很多有固定表达，翻译时不能随意更改和变通。其中政治话语的行文有其特殊性。第一，长句多。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一长句共86字，其中有独立的四字成语、无主句和修饰语。政治话语里修饰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动词，翻译时既不能省略也不能降低程度，这点尤为关键。

第二，惯用高频词。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汉语越重复，越激昂、越有劲，英语则越重复，越乏味、越缺乏表现力。因此，不能将句中三个“全面”一概译为“fully”，而应采用多样化表达方式，变换着译为“fully，in all respects，on all fronts”方不显单调。

第三，新词汇、新表达层出不穷。比如“脱贫攻坚”“蓝天保卫战”“易地搬迁”“生态补偿”“五位一体”“发扬钉钉子精神”“正确的义利观”等，都需译者认真去体会。以“蓝天保卫战”为例，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直译成“protect the blue sky”则容易引起误解，应译为“make China’s sky blue again”才符合原意。再如“发扬钉钉子精神”，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拿“钉子”作比喻，但象征性完全不同，中国人“钉钉子”强调的是“坚持”(perseverance)，而英国人“钉钉子”强调“抓住重点”(hit the nail on its head)。比喻的事情和给人的理解完全不同，翻译时务必分清楚。

第四，常有引用诗句的情形。比如，领导人讲话时一开始说“女士们、先生们，‘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4月的北京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这是一种引用方式。第二种引用方式是把诗嵌在中间，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第三种引用方式是把好几个诗人的诗句组合在一起，置于句中，如“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对译者来说，第三种引用方式最具挑战性，单句翻译抑或长句分译?若采用分译法，逻辑脉络如何相连?都需译者费一番思量。

提升翻译能力要善过“旋转门”

问：结合您的翻译实践，该如何看待母语能力、外语能力和翻译能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王晓辉：实际上，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中，母语和外语是相互促进的，中文好便于对原文的理解，英文好便于对译文的呈现，反之亦然。一些大师级的翻译，如林语堂、钱钟书，梁实秋、梁启超、严复等，哪一位不是两种语言的高手?因此，做翻译工作，实际上就是在两种语言的“旋转门”中做游戏，两者缺一不可。成为一名好翻译，除精通中英文，尚需其他方面的补充。傅雷先生曾说过，译者须以艺术修养为根本，要有敏感的心灵、高度的同情、一定的鉴赏能力、相当的社会经验。这四者缺一不可。

问：新形势下，掌握必要的翻译技术也是翻译能力的体现。新媒体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据了解，中国网在这一领域也多有探索创新。请问今后人工智能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好地协助翻译传播?

王晓辉：人工智能很重要，将来“人”与“人工智能”，即“人”与“翻译软件”之间必然是互补、携手并行的关系，绝不是替代关系。“山高人为峰。”人可以驾驭人工智能，使其成为对外传播的手段和工具，但不能过度依赖它。对外传播事实可以借助人工智能，但翻译和对外传播的目的是与人沟通，在社交媒体上，机器人则无法与媒体受众产生思想碰撞。所以，有限的应用很管用，但是应用的对象、场景、平台务必谨慎。

另外，互联网时代，从事翻译、对外传播的人须有理解、掌握和应用新媒体的能力。因为时代变了，媒体的形态变了，媒体的受众也随之改变，对外翻译传播工作者必须适应新形势，拥有新媒体能力，即营造互动、培养用户阅读习惯、增强产品和用户黏性的能力。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是个系统工程

问：新媒体能力是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方面能力需培养之外，您认为目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还面临哪些困境?该如何突破?

王晓辉：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对外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能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语言表达方式，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语言表达的规则和套路，融入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话语表达和思想方法。

首先，站稳中国立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第二，坚定“四个自信”。若无自信，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根基就不稳;第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亟需培养讲述中国故事、讲述自己历史文化、了解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能力;第四，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传播渠道。中国在大型媒体和平台方面与西方尚存差距，借台讲述中国故事并非长久之计，有自己的舞台才能有观众;第五，培养策划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第六，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下，将中国故事打造成世界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讲好世界故事的视野下讲好中国故事;第七，构建话语体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在实践中摸索，需政府、高校、社会、学者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构建话语体系。

问：您如何看待翻译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价值?翻译如何助力对外传播?

王晓辉：全世界80亿人口，中国占14亿多。使用汉语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大，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不懂汉语的66亿外国人，因此翻译工作至关重要。翻译是一个“搭桥”的过程，很难达到“无缝对接”的程度;但对使用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流则可以做到“无缝对接”。

《丘吉尔传》(Churchill: A Life)一书中有一个典型的“无缝对接”的例子。二战初期，面对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英国独木难支，首相丘吉尔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前去伦敦考察。霍普金斯在离开伦敦时，引用了《圣经》中一句话，表明了他的态度：“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霍普金斯的话打动了丘吉尔，让这位首相热泪盈眶，这就是典型的“无缝对接”。

“搭桥”与“无缝对接”之间差异巨大。中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跨越语言、文化、宗教、社会发展阶段等等鸿沟。对外翻译传播工作者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锲而不舍，夯实外语基础，厚植文化根底，培养家国情怀，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传播。